笛安小说
1、这种艰难感一直持续到最近写作《景恒街》。《景恒街》的前身叫《金镶欲》，最早刊登在2016年的《最小说》上，经过长时间的调整修改，最后保留下来的几乎只剩人物姓名。写作陷入瓶颈的时候，她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苦熬，完全靠自身的意志力。有时候，她跟作为同行的父母说最近写的不是很顺，她父亲就说，好好加油吧。
2、《天香》与《南方有令秧》之间的一个显著不同，就在于王安忆自始自终都在描述属于16世纪的生产场面(刺绣)，因此，她的叙述势必会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生密切的联系，无论是明末江南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还是随着新航路开辟而涌入的西洋宗教与科学技术，乃至倭寇对东南沿海的骚扰，在小说中均有所涉及，有的还被作为关系情节推进的重点加以浓墨重彩地表现。无论是女性之“情”还是大家族在大时代中无可奈何的衰落，都是在这种不断的拮抗中彰显出来的；二者都是“小局部”，但唯有将其融入“大历史”，这些局部的存在才有意义。反观《南方有令秧》，笛安在明代官宦人家的衣饰、陈设以及日常风俗等方面下足了工夫，似乎不会出现当下众多历史“神剧”中比比皆是的穿帮情节，但整部小说的情节几乎与生产无涉，因此也就谈不上与社会经济发生关系。尽管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东林d争”、宦官专权成为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一环，川少爷“面圣”一节也多多少少让人嗅出大明王朝山雨欲来前的潮湿气息，但小说所反应的大多数内容，都像唐家幽深的庭院一样封闭，人物的情感、意识无根无源又自生自灭。其原因显然不能归咎于故事发生地徽州山区的闭塞，而只能是由作者的创作立场所决定的。在去徽州旅行的过程中看到牌坊和古村落，进而萌生创作一部反映女性(少女)命运的长篇小说，这一创作缘起不免让人联想到某些畅销书问世的故事。(5)而那种要把“渴望实现自我的现代精神”灌注到文本里的努力，更决定了这部小说不可能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何平称之为“伪史”，的确有其合理之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伪史”的“历史感”并不仅仅寄托在那些古色古香的服饰和陈设上。由于整个故事都是围绕着“牌坊”这一带有明显历史色彩的事物展开的，“渴望实现自我的现代精神”也好，“女性主体的意义生成”也罢，都需要借助“牌坊”来完成，“御赐牌坊”成为小说情节的推动力，因此，这一事物背后所关联的只属于那个时代、今天只能存在于历史辞典中的意识和观念(例如贞洁观、生育观等等)势必要在文本中加以重点体现——这正是《南方有令秧》中历史感的存在之处。
3、 但在文坛的短暂惊喜之后，许多评论家敏锐地发现，《南方有令秧》并非他们想象中的那种历史叙事。例如，何平就指出：“《南方有令秧》是一部以想象做母本的‘伪史’，而小说家笛安是比张大春‘小说稗类’走得更远的‘伪史制造者’。如同史景迁用历史来收编蒲松龄的小说，那么笛安是不是在用小说收编历史呢？”(2)“以想象做母本的‘伪史’”一语，恰如其分地点明了《南方有令秧》性质，正呼应了笛安在小说《后记》中坦白的：“其实我终究也没能做到写一个看起来很‘明朝’的女主角，因为最终还是在她的骨头里注入了一种渴望实现自我的现代精神。”而她在写这部“历史题材”小说的时候，“感觉最困难的部分并不在于搜集资料”，“真正艰难的在于运用所有这些搜集来的‘知识’进行想象。”(3)这就是说，笛安实际上是将440年前明代万历年间的历史作为一种“容器”，其中要盛放的是440年后一个生活在21世纪北京城里的女青年的观念与意识。巧合的是，王安忆的《天香》也选择了明代中后期的历史作为小说的时代背景，其故事发生地上海与《南方有令秧》的故事发生地休宁在直线距离上并不遥远，同属江南区域，而且两部小说均以女性作为主人公，因此，二者可对照阅读。在王安忆关于《天香》创作的自述中，有两段话值得注意：
4、 认识自己的普通人属性、涤清自身的“天才”幻想是自我确证的重要一步，由此出发才能建构起客观、正常的人生立场，这一点对于当下这个张扬“个人奋斗”的时代似乎尤为重要。但生活的复杂性还在于：一方面，我们身边的确存在着一些“天才”，例如《姐姐的丛林》中的艺术天才绢姨和学术天才江恒，他们对“天才”近乎挥霍的使用影响到自己的人生态度，甚至以伤害他人为代价，以至于母亲会用“她是艺术家，她可以离经叛道，但你不行”这样的话来开导被绢姨背叛的北琪；另一方面，当普通人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无法在正常层面同“天才”竞争，则往往会转向采用非常手段，例如谭斐式的“曲线救国”(特别是在谭斐被拒签之后，他同北琪的婚姻成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5、王令秧：徽州商户人家的女儿，自幼靠嫂嫂带大，裹了小脚住在绣楼里待嫁。十六岁那年，令秧被嫁到唐家做填房夫人。在唐家的第一年，丈夫死去。她为了掩饰谎言怀上了川少爷的孩子。
6、笛安：(英)奈吉尔·巴利著何颖怡译《天真的人类学家》
7、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BwBgUu6SHZR8sqf-Bx56Q提取码：uyzq书名：告别天堂
8、笛安：我没有书房，特别讨厌这个存在。我写东西一般都在自己的床上。我不喜欢在书桌前面坐好那种，特别不喜欢。对我来说写小说是私生活。写完了之后怎么去宣传这本书，是工作，怎么去跟别人解释它，是工作，跟你坐在这儿聊天，是我的工作。但是我天天跟灵境和小关在一起的那一段时间，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私密的一部分。
9、关景恒是一个曾经短暂辉煌过的偶像歌手。其实在书里我没有写得太明白，他在那个短暂走红期间是享受过做明星的瘾的，但是没赚到钱。如果把这话说得太明白，有一点不好看，有一点不得体，就点到为止。事实上关景恒非常渴望世俗的成功，他非常渴望能够脱胎换骨，挣脱自己的出身来历。我一开始就想写一个落寞的选秀歌手，他想要再拼一把，这是男主角最开始的定调。他该做什么来改变命运呢？对他来讲，可能离他近一点的、比较了解的就是粉丝，至少这个回路还是能够成立的。
10、为什么人类永远需要故事？很有意思，这是人类身上有灵的地方。我觉得故事首先本质是符号化的引喻。比如说我女儿——观察一个小朋友有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她那时候两岁，看到一个蜡笔画的乱七八糟的红色圆圈，她就指着说“太阳”。一个两岁的孩子，没有人特别给她科普过这是什么，但我觉得这是人类的本能。人类有一种把他见到的、体会到的现实经验去符号化的本能。人类只要拥有这种本能，他就需要故事，因为他需要那个符号化的东西去表达他在现实世界里所经历的一切，无论是投射精神需求也好，情感也好。人类对于引喻的需求其实是个挺神秘的东西，而且绝对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
11、(3)笛安：《后记：令秧和我》，《南方有令秧》，第344-345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
12、陪伴我的小女孩成长的八年，我经常会有一种奇妙的感受：看着她，我经常会突然回想起来自己小时候的点滴——很多时候，这种碎片回忆连“事情”都算不上，只是某个瞬间曾经在眼前出现过的画面，某个时刻非常难以转化成语言的感受，小女孩似乎在我的人格深处按下了一个神秘的按键，我根本不知道我其实还“记得”的种种，全部翻腾了出来。于是我才恍然大悟：所有那些童年时代非常困扰我的疑问，其实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解答。
13、来源：2014年《收获》长篇专号(秋冬卷)
14、 姑且不去深究小说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红色花岗岩学校”和主人公之一方可寒罹患白血病早逝这一情节是否受了新世纪之初风靡一时的《流星花园》《蓝色生死恋》等青春偶像剧的影响，也不必探讨一群重点高中毕业班的学生在高考前终日沉迷于多角恋爱(乃至性爱)中不可自拔的故事真实性究竟有多大，仅就作者精心营构的方可寒“卖淫”这一核心事件而言，便足以动摇小说存在的根基。方可寒这一形象，似乎是东西方神话传说中普遍存在的“圣妓”母题在新世纪中国的又一次“重述”。这个以“公主”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的人物，“永远昂着头”，从小便凭借其罗敷式的美貌刺激周围男性的荷尔蒙分泌；进入高中以后发展到“50块钱就可以跟她睡一次”，还不止一次因为“心甘情愿”“因为我喜欢你”而给嫖客“免单”。这些让人感觉不可思议的情节，在笛安笔下被津津乐道；而将其与罹患白血病的秘密相结合，更彰显出方可寒这一行为的“神性”：她似乎是要把自己的美貌和所剩无多的生命“奉献”给那些被高考、被感情、被性欲所折磨的少男们，借助满足他们的肉体来实现灵魂的飞升。作者赋予一个卫慧、棉棉小说主人公式的女高中生以“神性”，极力装出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成熟或曰深刻，却因用力过猛而呈现出大写的尴尬。
15、笛安：会搜。其实我没有很多人以为的那样，不是说读者必须说我好。无论是说喜欢还是不喜欢，我想听言之有物的讨论。肯定有人觉得失望，有些人更怀念或者更喜欢当年那个笛安，龙城三部曲时代的笛安。但是说实话，我不可能永远是那样，我肯定是会有变化。
16、活动主办方：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大学青年纵横杂志社
17、面对着神秘莫测的命运，面对着底层的困难与人世的浮华，笛安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强调的是心灵的拯救。
18、笛安：不巧合也可以，没有这个车祸其实也可以。我当时想过要不要把这段删掉。如果删掉，男女主的关系依然会这样。我最早的时候设想过，在车祸之后有一段灵境坐在病房外面，等着他被抢救的戏份，她会有一段独白，真的在心里问自己。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有点没意思，就没写这段。
19、渐渐的，令秧学会了麻木和冷眼看世界。因为救下杨公公，令秧如愿以偿地拿到贞节牌坊。然而，因和唐璞交欢再次怀孕的令秧，为了不使事情败露连累众人，最终服毒自杀。
20、所以他在那些伤害和难堪的刺激下，最后做出这样的行为，你只能觉得如果没这么做就好了，但是你没有办法说从此我就讨厌你这个人，我觉得很难。
21、——樊迎春(青年批评家，北京大学中文系博雅博士后)
22、笛安：写不出来就熬，有的时候必须熬。这个时候灵感没有用。就是熬过去，就像最后那个长跑总是有冲刺的阶段一样。如果实在不行，就想一个回避的办法，先写会写的，或者说如果这一场戏里有这几个人，ABCD，先写那个会写的人，从这开始，慢慢慢慢会冲出一条路来。
23、 作为朋友，方可寒用肉体对江东的“神妓”式的“奉献”的确算得上“真诚”，却让读者感到尴尬，并不由得发出这样的疑问：这样做就能使世界变得丰富和生机勃勃吗？而作为恋人，天杨逼迫自己用“圣母”式的“奉献”、打着“爱”的旗号去做一件自己都认为“是错是丑陋是不可宽恕的事情”的时候，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对此，她心知肚明，并一针见血地将自己的行为概括为“没事找事”和“贱”。在这两个人物身上，体现出了概念化的空洞乏力，以及主题先行所导致的思想与行动的龃龉。
24、但我一直觉得这个本事没有那么简单，所以这个小说里面可能想写一写这些。
25、 小说中安琪对谭斐和江恒两个人的评价颇为耐人寻味：谭斐是“并不完美”，而江恒则“不是个好人”；而母亲对北琪的评价也是“你是个好孩子”。由是观之，笛安在一开始便确立了一个贯穿自己创作过程的主题：好(善)/坏(恶)人的对立与相生。无论是在笛安代表性的“龙城三部曲”中，还是在长篇《芙蓉如面柳如眉》里，我们都会发现，“好人”“坏人”这两个词出现的频率特别高；很多情况下是集中出现，作者还会对二者加以演绎或阐释。例如：
26、 其是川少爷进士及第后“面圣”的遭遇：万历皇帝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关于令秧的。“他想象过无数种面圣的场景，却唯独没想过这个”，最终只能满怀屈辱地“谢主隆恩”；之前在家中曾慷慨激昂地斥责令秧救治宦官杨琛“丢尽了天下读书人的脸面”，此时却被窘得无话可说。这一细节既是对儒生一贯纸上谈兵的无情嘲讽，也暴露出他们在权力面前严重的“软骨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令秧虽一介女流，却雷厉风行、敢作敢当的作风。这两处细节看似闲笔，却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体现出超出作者年龄的叙事功力。
